偶見澳大利亞讀者 John Doyle 投書《Down Beat》雜誌一九六六年九月八日號：
Don Ellis 在六月三十日號批評 Albert Ayler 和 Archie Shepp 的音樂，令自己成爲 Paul Whiteman 和 Stan Kenton 傳統中的一員。和那兩位一樣，Ellis 將歐洲前衛中的技法視爲衡量爵士樂的某種準繩。顯然，對他來說，爵士樂和歐洲即興音樂的唯一區別就是節奏。
Ellis 這樣的人總是不能正確理解美國黑人創造的真爵士。King Oliver 的音樂非得「淑女化」，Parker 和 Navarro 不夠「進步」，現在 Ellis 又說 Ayler 和 Shepp 不是真前衛。
他們沒想前衛。他們只是試圖用爵士的語言表達自己——而不是讓 John Cage 搖擺起來。
馬上想到夏博二零一八年的這篇「歐洲自由爵士之 A.V. Schlippenbach 導演自由交響」：
非裔美國人遭受了數百年的奴役，他們剛剛借助即興走上了復興主義和融合的大道，讓他們放棄表現自我，轉向無我是不可能的，不公平的。歐洲人沒有這個歷史包袱，他們大可以卸下民族文化的重擔，盡情實驗，甚至背離時代接受度，獨然進化。但非裔美國人化苦難為熱烈為激情振臂高呼的音樂作品觸及到了不同社會群體，為各階層的人樂於接受著。
更明顯的是這篇「歐洲自由爵士之 Evan Parker 的薩克斯點金術」：
非裔美國音樂家的另一大局限是他們天生的使命感，黑人社會地位的低下與生存環境的壓迫把這些人推上了充當英雄和時代代言人的不歸路。思潮湧動的 60 年代不可避免的將音樂的激烈演變與社會現象聯繫在一起，音樂的哲學意義被簡化為現實的寓言，一樣生來抽象的藝術形式卻被賦予具體的社會功能，這無疑是巨大的撕裂。
自由爵士這個名詞本應就是其內在本質，但外在表現卻承載了太多個人和族群的渴望，這反而削弱了自由的意義。這一悖論的典型就是 Albert Ayler 相當長一段時期內的軍樂進行曲，亂糟糟的聲響填充了作品的每一個角落，大家都在為自由而自由，為噪音而噪音，在變革、反叛、訴求、生存的重壓下如履薄冰，久而久之，整體陷入了僵化模式，意在自由，卻反而受困。純然的藝術無法為複雜的社會現象買單，社會的動蕩也不應為音樂的激變負責，還音樂之本來面貌，歐洲人輕裝上陣。
在實際發展中還不止上面這一個優勢，歐洲音樂家的整體素養要比非裔美國人高，早期的不少黑人爵士音樂家根本不識譜，他們靠的是渾然天成的樂感，在此無意貶低他們，這是當時社會環境造成的，但卻是事實。歐洲人接受的音樂教育更加系統完善，理論扎實，為他們後來進行的探索打下了深厚的基礎，儘管當時爵士樂的舞台中心並不在歐洲，身邊沒有那麼純正濃烈的環境，這其實就是他們破舊立新的先決條件啊！
回顧爵士樂百年歷史，你會看到一個不停吸收外來音樂養分茁壯自身的過程，如今的爵士樂已與百年前大不相同，這是它的本質決定的。歐洲國家眾多，文化相對獨立，各自的民間藝術形式保存的較為完好，為爵士樂進一步融合發展提供了廣袤的試驗田，在這一點上，美國這個文化大熔爐明顯遜色於歐洲。如果你仍抱持著美國的爵士才最純正的想法，那就太落伍了，什麼是純正的爵士？這個問題本身就不符合爵士精神！也許百年前的新奧爾良爵士才是真爵士？也許爵士樂本該在那個時候就駐足不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