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在 2021 年錄製的一期「壞蛋調頻」裏聽北京著名 DJ 張有待講了坂本龍一 1996 年在北京保利劇院演出時的軼事（約 18:00 開始）。這件事在坂本與後藤繁雄的對話集《坂本龍一是誰》（台灣大塊文化做的中文版後天上市）裏有提到，說是由於某觀衆在台下不停拍照，坂本試圖喝止未果，場內保安袖手旁觀，只好自己跳下舞台。據張有待回憶，拍照的不是觀衆，而是前方樂池內的攝影記者。聽過《1996》專輯的朋友會知道，那一時期坂本的演出是以原音鋼琴、小提琴、大提琴三重奏翻奏舊作，音量不大，且時有停頓。記者專等停頓的瞬間按快門，據說這樣比較能抓到他想要的表情。有趣的是張有待在節目前半講了坂本同年在丹麥 Roskilde 音樂節上的經歷。規模巨大的多舞台戶外狂歡。泥濘的草地，爛醉的觀衆。彼時「世界音樂」風潮正興，除常規的搖滾、電子、爵士外，坂本和不少非白人音樂家一起被安排到了唯一一個蒙古包似的臨時室內空間，是爲世界音樂舞台。大型戶外音樂節對音樂從不友好，不過在搖滾和電子的大音量遮蔽下，原音鋼琴三重奏尤其可憐。我想起了 Glenn Gould 在酒店裏藉着吸塵器噪音練琴的故事。大型音樂節上的巨響就是那吸塵器，觀衆不需要概念藝術家來教，自動參悟了作者和觀者界限的消亡，絕對音樂的幻覺分崩離析，所以坂本大可——理應——當自己是 Satie 所說的音樂傢俱。而數月後來到觀衆還在熟習「音樂會禮儀」的北京，就有了重建那幻覺的機會。從這個角度說，張有待引述的作曲家三寶對坂本的批評指向了某种真相。錯就錯在選了正經的音樂廳。以西洋古典器樂編制改編流行樂曲的確媚俗，但媚俗在 1996 年的世界理應有它適恰的位置。和保利劇院相比，亂癡氣騷的戶外音樂節合適得多。
